存放架品牌廠家了解到，當我們問什么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時，大多數(shù)人會不加思索地回答道：儒家思想。

這是由于有漢武帝接受衛(wèi)綰、田蚡、董仲舒等人的意見“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(shù)”；又有自南宋末至清末約六百余年間，作為官方思想的“理學”，是以批判佛老異端、繼承儒家道統(tǒng)為旗幟的；以及作為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著作“五經(jīng)”、以至“十三經(jīng)”，也一直被歷代封建統(tǒng)治者奉為中華文化的基本典籍，儒家思想獲得了中國文化的正統(tǒng)地位，被視作中華文化的代表。

然而，在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的發(fā)展過程中，還存在著除儒家思想體系以外的其它許多學派思想體系，如道家、法家、名家、陰陽家、墨家，以及后來傳入的印度佛教等。這些學派在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的發(fā)展中都起著作用，儒家并未獨占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的全部陣地，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并非單一的儒家文化。

即使是儒家思想本身，在其發(fā)展進程中，自戰(zhàn)國時期起，也早已失去了它的原始單純性，而不斷地融入了其它學派的不同思想成分。漢代獨尊的所謂儒術(shù)，其實已經(jīng)是嚴重地陰陽五行化了的儒家思想；魏晉時期的儒家則滲入了大量的老莊道家思想；隋唐儒家思想受到佛教理論的嚴重挑戰(zhàn)和影響；宋明理學則更是在排斥佛老的同時，大量吸收佛老理論以補充儒學的一種思想體系。可見，當我們說到所謂儒家文化傳統(tǒng)時，必須充分注意它所包含的復雜內(nèi)涵。

因而，我們對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進行深入考察時，絕不可忽視在中華文化發(fā)展過程中或多或少起過作用的各種思想、學派之間的對立和滲透，排斥和融合。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，可以包括一整部中國哲學史、思想史或文化史。在這篇短文中，僅準備就在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發(fā)展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儒釋道三家之間的矛盾斗爭和相互融合，作一些簡單的介紹，并就此談一些想法。

我們先從儒道兩家的沖突和融合談起。

儒道兩家前后都形成于春秋末期。但在春秋末至戰(zhàn)國初，則是儒墨兩家的對立最為尖銳，在社會上的影響也最大，被稱之為當時的兩大“顯學”。道家學派發(fā)展至戰(zhàn)國中期莊子等人時，始蔚為大觀，從而成為先秦時期與儒墨鼎足而立的三大學派之一。

戰(zhàn)國中后期，在文化思想方面出現(xiàn)了一個諸子百家競相爭鳴的繁榮局面。這時，一方面是各學派內(nèi)部的大分化，如《韓非子·顯學篇》中說的：“孔墨之后，儒分為八，墨離為三，取舍相反不同，而皆自謂真孔墨。”《莊子·天下篇》談到當時的道家，也有“彭蒙、田駢、慎到”，“關尹、老聃”，“莊周”三家之別。

此外，法家有齊法家和三晉法家之分，名家有惠施合同異和公孫龍離堅白之爭等等。然而與此同時，也形成了一股各學派（主要是儒道法三家）相互滲透、融合的發(fā)展趨勢。在今傳《管子》一書中，我們可以找到戰(zhàn)國中后期各學派相互融合的各類代表作。其中既有以儒為主，儒道、儒法融合的作品；也有以道為主，道儒、道法融合的作品；以及以法為主，法儒、法道融合的作品。

在荀子的思想中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以儒為主，融合法、道，兼采名、墨的傾向。在韓非的思想中，以法為主，融合道家的特點也是明顯的。他的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對老子道家思想有重要的發(fā)展。而形成于戰(zhàn)國中后期的易傳《系辭》，則明顯地是儒、道、陰陽思想融合的產(chǎn)物。

在不同學派的相互對立斗爭中，必然會導致相互之間的滲透和融合，這是不以任何學派或個人的主觀意志為轉(zhuǎn)移的，只是其中有自覺或不自覺，高明或拙劣的分別而已。

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之父司馬談，在論述先秦六家之要旨時，援引了《周易·系辭》中“天下一致而百慮，同歸而殊途”的觀點，詳細地分析了各家思想的優(yōu)缺點，然后從道家的立場出發(fā)，認為道家乃博采眾家之長而融會貫通之的最完善的學派。

他說：“道家使人精神專一，動合無形，贍足萬物。其為術(shù)也，因陰陽之大順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，與時遷移，應物變化，立俗施事，無所不宜，指約而易采，事少而功多?！保ā妒酚洝ぷ孕颉罚?/p>

司馬談的分析論述，符合西漢初期盛行的黃老之學的真實情況，即以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為主體，博采陰陽儒墨名法之長。

兩漢自漢武帝起，雖說推行了“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(shù)”的文化方針，以期收以思想上“一統(tǒng)”之效。其實，終兩漢之期，道家思想始終與儒家并存，在社會上有著廣泛的影響。而陰陽五行學說，則深深地滲透了儒道兩家思想的血脈之中。

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和班固奉旨編定的《白虎通義》是兩漢正統(tǒng)儒家思想的范本，然兩者都是以陰陽五行學說作為儒家政治、倫理理論的形上學根據(jù)的。從《文子》、《淮南子》到嚴君平《道德指歸》、河上公《老子章句》，這些兩漢的道家代表著述中，也都大量引入了陰陽五行學說。

兩漢之際的揚雄，融攝儒道而作《太玄》，東漢的王充作《論衡》則聲言“雖違儒家之說”，然“合黃老之義也?！保ā墩摵狻ぷ匀黄罚１环Q為“經(jīng)學”時代的兩漢，在文化思想領域中照樣呈現(xiàn)現(xiàn)出繽紛的色彩和沖突、融合的復雜局面。

魏晉時期的玄學，標志著儒道思想在沖突中的進一步滲透和融合。王弼所謂圣人體無，故言必及有，老莊未免于有，故恒致歸于無，已熔儒道有無之說于一爐。至于郭象，在《莊子注》中高唱“內(nèi)圣外王”之道，所謂“圣人雖在廟常之上，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”（《逍遙游注》），則真可謂將儒道兩家主要思想，融會到了無法再分你我的極高明之地。因此，王弼、郭象的玄學體系，在中國思想文化的發(fā)展史上，有著重要的地位，它對以后的宋明理學，有著極深的影響。

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后，至東晉南北朝時開始在社會上，特別在思想文化方面，發(fā)生了廣泛的影響。在姚秦的首都長安（今西安），以鳩摩羅什為首的譯經(jīng)場，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(guī)模翻譯佛教經(jīng)典的高潮。其時南北高僧居士輩出，終于使佛教成為足以與儒道相鼎立的一種理論勢力，且透露出壓倒儒道的趨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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